要真诚，不要耍花招
以上这些关于写作的忠告来自雷蒙德·卡佛——“美国的契诃夫”，坐拥无数粉丝的短篇小说大师。
近日，南大社守望者·访谈系列推出新作《雷蒙德·卡佛访谈录》，这部首次译成中文出版的访谈录精选了卡佛去世前十多年间接受的二十三篇重要采访，如同二十三堂大师亲授的创意写作课，清晰完整地刻画了这位作家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发展脉络，为深入了解与研究卡佛其人其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曾这样评论卡佛：
每一个被贫穷生活淹没的人、每一个被家庭琐事牵绊的人、每一个热爱文学与写作的人，都会在卡佛的谈话中得到共鸣。
雷蒙德·卡佛
弗兰克·克默德
对一个想法很感兴趣——每位作家都在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个伟大作家，甚至每个优秀作家，都按自己的要求，把世界改造一番……变成专属于他的世界。”这个想法恐怕不是他的原创，但能够理解为什么讨他喜欢。
卡佛的世界有点像一个房间，电视老是开着，除非他安排邻居偶尔在家看个电影。烟灰缸堆满了烟头。也许有个酒鬼，可能仍在酗酒，也可能改邪归正了，躺在客厅沙发上。他是在惦记着藏在垫子下的那一品脱威士忌，还是刚刚从一场累人的戒酒者聚会回到家里？他有份工作，却并不喜欢它，和他老婆关系不好。他老婆很可能是在快餐店上班。如果的确如此，他也许会过去坐坐，看男顾客偷偷打量他老婆的身材。他住在美国西北部，大概在考虑搬家，也许刚好越过州界，搬到波特兰去——他经常提起这个城市，却从来没去过。或者想得更大胆也更绝望点，准备搬到阿拉斯加去。然而，他从来都没有真要搬家的样子，就算真的到了阿拉斯加，他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如果他有孩子，他也不会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他知道他需要爱孩子，却无法让自己相信为人父母的快乐胜过痛苦。
他和他老婆只和邻居偶尔来往；如果有人请他们出去吃晚饭，那他们就得面临一场小规模的社交危机，所有人都笨拙地尽量想表现出平时毫不熟练的礼仪，重复着老一套的东西，令人同情。卡佛把他们在这类场合说的那种话，和在其他所有场合说的话都准确地记录下来，笔调冷峻，不动感情。在外面那冷漠无情的大世界里，离他们住的街道不远处，有许多汽车旅馆和加油站，它们灯火通明，完全漠视人的处境；这景象恰到好处地画在书的护封上，那上面的照片一定会令人不由自主想起爱德华·霍珀不论这附近发生什么事，多半都会令人沮丧——也许只是夫妻吵架，严重点儿可能是邻居家房子着火，或是死了个孩子。要找点乐子，就只能去钓鱼，但就连去钓鱼也可能发现水上漂来浮尸，扫兴之至。但有些故事却出人意料地滑稽。
这本最近出版的卡佛文集是一本杂集，包括五篇在作者死后发现的小说，五篇此前未曾结集的早期小说，还有几篇散文和评论。有几篇散文是自传性质的。他父亲也叫雷蒙德，在锯木厂上班，经常搬家，经常喝酒。卡佛早早结了婚，也是经常搬家，经常喝酒。他有当作家的抱负，但他总是需要赚点钱，孩子们又让他烦个不休，所以一直没写成长篇，只能写写短篇小说和诗，后来开始偏爱简洁的文风。“进去，出来。别逗留。继续走。”另一句忠告是他在一个创作培训班上听到的：“别耍花招”，并且他认真遵守了。不准耍的花招包括出人意料的结尾，但有时候他也允许自己写一个这样的结尾，比如最后这本书中的小说《汪达尔人》。不准耍的花招也包括更为现代的“形式创新”；这些并不必要的创新破坏了小说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在一首诗或一篇小说里，可以用普通而精确的语言描写普通的事物，如椅子、窗帘、女人的耳环，并赋予其巨大甚至惊人的力量。可以写一行看似毫无恶意的对话，却让读者看了脊背发凉……”
卡佛越来越擅长写短篇小说，不仅是因为他肯花工夫，而且因为他听从了其他人的忠告，近的有约翰·加德纳，远一点的有海明威、契诃夫、V.S.普里切特。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一稿接一稿使劲地修改；另一个教训是：作家要相信他写的故事。劳伦斯建议读者相信他的故事——这个建议广为人知，但作家也得相信自己写的故事，是因为如果他的作品有点价值的话，故事会帮助他写作。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一句话给卡佛的印象很深，她说她开始写作时，并不知道故事会怎么发展。她动笔写《乡下好人》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条假腿的博士”。卡佛的脑子里也许有一句话作为“前提”：“电话响时，他正在用吸尘器。”假以时日，其他的句子逐渐依附于这开头一句，最后就写成了一篇小说，叫作《换位思索》，这是他最有趣的小说之一，当然也有点哀伤。
下面是卡佛几篇小说的开头：
最后一句来自这个集子里的一篇小说，题为《生火》。迈尔斯是个酒鬼，刚在一个戒酒中心待了28天回来，这段时间里，他老婆跟另一个酒鬼跑了。他在一则小广告上看到出租房间的广告，便租了下来，结果发现那是栋小房子，还住着一对客气而神经质的夫妻，这对夫妻很穷，说不上和善还是不和善，既不大方，也不抠门。迈尔斯和他们住一起感到不自在，不和他们打交道。那男的不上班时就看电视，他老婆想写作，打算写迈尔斯。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堆柴禾。劈柴是个累活，那丈夫没时间干。没人叫迈尔斯劈柴，也没人给他钱，可他自己去把柴禾劈了；但人家不让他生火，他也就没生火。他干完了活，在笔记本里把这件事写了下来：“今晚我的衬衫袖口上有锯木屑，气味清香。”然后他就走了。
你可以认为，劈柴对他有好处，甚至可以认为他要从此开始新的生活，但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艰苦劳动的治疗效果，也没有交代迈尔斯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这些恰恰是卡佛下了苦功夫之后学会不说的。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是《好事一小件》，收入《大教堂》这本集子。一个女人在当地的面包房订了个蛋糕，可她还在上学的儿子在生日那天被车撞了，死在了医院。她没去取面包，面包房老板不停地给她打电话，想叫她付钱。这女人和她丈夫去找老板论理。他们对骂了一阵，然后又好心好意地和解了，一起坐下来，吃了点店里最精致的面包。要说出这篇小说的深度和人性关怀，只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是卡佛后期的作品，当时他允许自己写得长一点，因为后来他决心以契诃夫的《六号病房》为楷模，写长一些。他把《大教堂》看成自己写作生涯的转折点，他的最后一个集子就以此为题。可是他的写作生涯突然画上了句号。如果他还活着，也许会转向中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肯定，这两篇小说V.S.普里切特都会喜欢；同样的，卡佛也欣赏普里切特的《当我的女孩回家时》，这是普里切特的得意之作，也是卡佛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出于各种原因，英语短篇小说如今主要成了一种美国文学体裁。伦敦没有多少家杂志还发表短篇小说，而纽约还幸存着几家，有时候还接受英国的短篇，如西尔维亚·唐森德·华纳，当然还有普里切特等人的小说。有不少年度短篇小说奖。而且，这种体裁比长篇小说更适合创作培训班，这种培训班全国各地都有，往往由优秀作家授课。卡佛说，1976年他的第一个集子《请你安静些，好吗？》发表时，颇费了一番周折。这个集子他写了13年（“耽搁了这么久，部分原因是结婚早，要抚养小孩，而且干的是蓝领工作，只能在匆忙中求学”），而且要费些工夫说服出版商，但就是那时，美国作家也比同时代英国作家更有前途。后来，卡佛在一篇调子乐观的文章里写到，对有抱负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并不是说干这行容易，但至少远远没有以往那么困难。他说，“短篇小说正在繁荣”，读者也在增加。
当然，在大洋的这一边，没有哪位作家会这样说，而卡佛已经沉浸在一种已被本土化的传统和他自己的世界之中。他的一篇小说有点让我想起威廉·特雷弗的一篇杰作，叫作《破裂的家庭》，讲的是一群来自破裂家庭的少年，作为“社区关系”实验的对象，给送到一位87岁的老太太家，结果把她家糟蹋得一塌糊涂。更可怕的事情在于，把这些“好孩子”送来的老师，听了老太太的抱怨，居然无动于衷；最后，老太太只得责怪自己没能和孩子们沟通。他们在她的厨房和地毯上乱涂油漆，把她养的虎皮鹦鹉放跑了，还在她床上做爱。卡佛也写过关于残酷和暮年的小说，但也许有点奇怪的是，他并不那么喜欢强调折磨人的那些人是多么下作。他最严肃的作品中透出一种天生的虔诚态度，或许让他不愿叫人受这样骇人的侮辱。
《思想絮语：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
（英）弗兰克·克默德 著
樊淑英 金宝 译
还可能是因为，他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教他不要写这种内容。似乎有一条规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看上去不动声色。《大教堂》集子里的短篇小说《维他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叙述者干着份“烂工作”，他老婆挨家挨户卖维他命。他和他老婆的一个同事约会，把她带到一家黑人酒吧。有个越战老兵过来吓唬他们，手里拿着个香烟盒子，里面有一只耳朵：“这是我从一个越南佬头上割下来的，他不会再用这只耳朵听声音了。我想给自己留个纪念品。”这老兵喝醉了酒，但态度冷漠，粗俗下流而又声色俱厉，向那姑娘求欢。酒吧老板过来劝，他们才没有打得头破血流。这件小事于是了结了，他们离开了酒吧。姑娘说她本来是可以为了钱答应那老兵的，她决心去波特兰。男人回到家，弄醒了老婆，吵着要阿司匹林。在这个绝望的故事里，并没有真正的暴力，但老兵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而叙述者和那姑娘的行为则画出了一个绝望的社会。
的确，卡佛的短篇小说里都没有多少暴力，但他非常善于写道德沦丧，以及某些类型的痛苦。1976年出版过与短篇《请你安静些，好吗？》同名的小说集，讲的是一位很正派的年轻教师，发现他老婆多年前有一次喝醉了酒，和一个朋友有了一夜情。虽然他早就开始怀疑，但一旦证实，还是痛苦万分，这种痛苦被描写得细致而又含蓄。还有轻一点的痛苦，比如要和老婆过去的情人友好相处，卡佛在这些方面也都把握得很好。批评家经常说卡佛的文笔“清晰”，当然说得很中肯，但总有一些东西是要读者自己说的，而且会说得糊里糊涂，因为小说暗示的极其宽广的语境需要得以补充说明。
卡佛50岁时死于肺癌。他短短的一生中发生过很多事情，都不利于他的写作。首先，他需要求学，但因为要靠卑微的工作谋生而受到重重阻挠。其次，还有孩子：“我20岁之前他们就出生了，我和他们在同一屋檐下总共住了大概19年，从头至尾，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一处不遭受他们强烈而且往往有害的影响。”在一篇自传性的短文中，他写了一件小事，说明他过得多么悲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在一家自助式洗衣店里，有五六堆衣服要洗，大都是小孩的衣服”。他等着用烘干机，等了好长时间，心里很着急，因为时候不早了，他要去接孩子。那种痛苦难以忘怀；他“处于这种境地，有卸不掉的包袱，永远感到懊恼”，几乎要落下泪来。他或是在加油站上班，或是看大门，或是送货，并且看来还要在这种不像作家的状态中度过许多年，这和他所景仰的著名作家的处境大不相同。他花了多年时间抚养孩子，直到精疲力尽之后，又因酗酒出现了停滞，整整十年没有写作。遇到了现在的编辑苔丝·加拉格尔之后，他才重新开始写作。
卡佛相信，人可以通过不断修改，发现手头在写的小说的真实面貌，从而学着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他感激他的老师约翰·加德纳，还有他的编辑戈登·利什。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作家——至少在美国很出名——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1976年，《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时，戈登给我寄了六本，认为我一定会把这个好消息传开的。我老老实实地把这几本书寄给文学批评界的同行，等待回音，却没有等到。要过一段时间，英国人才开始接受卡佛。罗伯特·阿尔特曼1993年的电影《浮世男女》取材于卡佛的九个短篇小说和一首诗，这让更多的人注意到卡佛。这几篇小说包括《好事一小件》，就是讲一对丧子夫妻和催款的面包房老板的那篇，还有《脚下流淌的深河》，讲的是一个人钓鱼时看到一个女孩的尸体，却没有报告。这几篇都写得很好，他的其他作品里有许多也写得很好。现在，在哈维尔出版社出的集子里，几乎可以读到卡佛所有的作品。
其中有许多诗，大都曾载入《火》。美国人似乎比我们更懂得诗和小说的密切联系。也许就是因为这点不同，所以我没有看出这些诗的好处来。还有几篇散文，分量有所不同，大都曾收入《火》，也收入现在的这个集子，写得也都很用心，一如既往；有短评和选集序言之类，但就本身价值而论，似乎不是全都值得保存。当然，自传性的文字绝无此弊。至于那些次要的篇什，之所以被收集起来，是为了向一位伟人致敬。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出自写了那些小说的人之手。
本文节选自《思想絮语：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有删改。